每年夏天，我总会到附属于盖布泽县长办公室的那间被人遗忘的“档案室”，花上一星期时间翻寻文件。一九八二年时，在一只塞满大量皇室法令、地契、庭审纪录与税务卷宗的尘封柜子底部，我发现了这份手稿。它梦幻般的蓝色精致大理石纹封面与清晰可辨的字迹，在褪色的政府文件中闪耀，因而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仿佛要更进一步激起我的兴趣似地，别人又在书本的扉页题上了书名《被褥匠的继子》。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标题。书页的边缘与空白处满是小孩画的人物画，头儿小小，身着钉上钮扣的服装。我带着无限喜悦，立刻读起了这本书。我很欣喜，但又懒得缮写这份手稿，所以从这间连年轻县长都不敢称之为“档案室”的储藏室偷了它。守卫对我非常恭敬而未在旁监看，我利用了这样的信任，一眨眼将它顺势放进了我的手提箱。
刚开始，除了反复阅读之外，我不是很清楚如何处理这本书。那时，我对历史仍有深深的怀疑，只想单纯专注于故事本身，而不是手稿中的科学、文化、人类学或是“历史”价值。这也就使我深受作者本身的吸引。自从被迫和友人离开大学，我便从事祖父的工作，担任百科全书编纂者。也就在此时，我有了一个想法，要在负责的名人百科全书历史部分，加入该作家的条目。
就这样，我把编纂百科全书与饮酒之外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这项任务上。当我查阅那段时期的基本原始资料时，立刻发现故事描述的一些事件和史实不太相符：例如，柯普鲁吕担任大宰相那五年期间，伊斯坦布尔曾遭大火蹂躏，却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时曾爆发值得一提的疾病，更别说书中所提的那种瘟疫流行。一些那段时期的高官名字也拼错了，有些是彼此混淆，有些则根本就是换了名字。而那些皇室星相家的名字也不符合皇家纪录，但我认为这种矛盾在这个故事中有特别的作用，所以并未多予追究。另一方面，我们的历史“知识”大多证实了该书所讲述的事件。有时，我甚至在小细节上看到了这种“真实”：例如，皇室星相家侯赛因大人被处死的情形，以及穆罕默德四世在米拉贺宫的狩兔，都和历史学家奈伊玛的描述相似。可以看出，这名作家显然喜爱阅读与幻想。于是，我想到，他可能相当熟悉这类资料及其他许多书籍并从中拾穗，写成了他的故事。他声称认识艾夫利亚·却勒比，但可能只是看过他的书。想到可能如其他例子所示，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属实，我便努力使自己不要失望，继续追查故事作者的踪迹。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各图书馆作的调查探究，粉碎了我大部分的希望。不管是在托普卡匹宫的图书馆，或者其它我觉得可能从那儿流落散佚的公、私立图书馆，我都找不到任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在一六五二年至一六八○年间，呈交穆罕默德四世的文章和书籍。我只找到了一个线索：这些图书馆收藏了书中所提“左撇子誊写员”的其他作品。我搜寻翻看了一段时间，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曾给意大利大学的诸多大学写了无数的信，而此时，他们也给我寄来了令人失望的答复。我徘徊在盖布泽、占尼特希萨尔和于斯库达尔墓园的墓石间，希望找到作者的名字（虽然书名页未提，书中却曾提及），仍徒劳无功。我放弃了依循可能的线索，仅根据故事本身写下百科全书的条目。如同我所担心的那样，他们并未刊出这个条目内容，不是因为它缺乏科学证据，而是他们认为这个人物不够有名。
或许是这个缘故，更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着迷。我甚至想过辞职抗议，但我喜欢这份工作和朋友。有一段时间，我逢人就说这个故事，热烈得仿佛那是我写的，而不是我发现的。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我如何经由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等等。当我说出这些主张，那些关注政治、暴力、东西方关系或民主等主题的好奇的年轻人对此颇有兴趣，但他们和我的酒友们一样，很快就忘了我的故事。在我的坚持下，一名教授友人翻阅了这份手稿。归还文稿时，他说伊斯坦布尔街巷的木房子里，有着数以万计充斥这类故事的手稿。住在这些屋子里的无知的人们，不是把这此书当成《古兰经》而将它们放在碗橱顶端的神圣位置，就是把它们一页页撕下来点燃炉火了。
所以，在一位戴眼镜且烟不离手的女孩鼓励下，我决定出版这个我一次又一次重新阅读的故事。读者们会发现，我把这本书修订为现代土耳其文时，并未刻意去追求行文的风格：看了几句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后，我会来到另一个房间的桌前，努力以当今的文字来描述心中体悟的文稿意含。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
法鲁克·达尔温奥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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