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大军进剿瞻对虽经曲折，终于得胜。论过叙功，有加官晋爵者，有革职失意者，之后还有若干善后措施。乾隆皇帝每每在奏文中见战事艰难，除了山水险要，民风悍蛮，当地人据以抵敌的碉楼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战事结束后，他多次下旨：“众番总恃碉楼为负隅之计，此次我兵攻打亦甚费力。……再寄谕庆复，如何布置不便再建碉楼，而众番又得栖身安业，详看彼地情形，妥协办理，以期万全。”
庆复上奏“善后事宜数条”，其中一条“定禁以防负固”，就专说碉楼：“班滚所恃者战碉坚固，高至七八丈，重重枪眼，借以为战守之资。今俱檄饬拆毁，惟留住碉栖止”，“西北垒石为房，其高大仅堪栖止者，曰住碉。其重重枪眼高至七八层者，曰战碉。各土司类然，而瞻对战碉为甚。请每年令统辖土司分段稽查，酌量拆毁。嗣后新建碉楼，不得过三层以上”。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
这碉楼以后还要折磨乾隆皇帝的神经，只是不在瞻对，而在我家乡一带的大小金川。以致后来，要把大金川战俘移动北京香山，修建碉楼，以供清军研究演练攻碉之术，再千里万里派往川西深山狭谷中的“平番”前线。现在，我到瞻对旧日战场，那些曾经的战碉均已不见，倒是当地百姓还住着传统的两层或三层寨楼——即史书中所谓“住碉”之中。那天，从雅砻江西岸高山上下来，半山之上的台地，见几位妇女正在“住碉”二层的平台上用连枷打场，也就是给收获的青稞脱粒，连枷声中传来妇人们的曼声歌唱，我坐下来，背后雪峰高耸，山下江流蜿蜒，天空寥廓，使人有不知身在何处何时之感。
闲话叙过，还是来看庆复们如何在瞻对继续“善后”。
不久，查出战争进行期间“参将满仓、游击孙煌捏冒战功，游击杨之祺被贼劫营”，还有一位守备郭九皋居然在战事中丢了大炮，这些人都应“照谎报溺职革职”。
皇帝的意见是：“按之军律，即应于本地正法，始为用兵之道。”
更重要的善后，是将“瞻对各地分赏管辖，须授职衔，方资弹压”。
上瞻对应袭土司职的肯朱准其承袭长官司。下瞻对土司两代作乱，被废，另封俄木丁为长官司。另有委以土千户、土百户职衔者十数名。少数民族地区，“多封众建”，也是“以分其势”，预防一方独大，难以钳制的意思。
得胜后的大军相继撤去，枪炮声停歇了，战火硝烟渐渐散尽了，四处逃匿的百姓又回归毁于兵火的家园。
经过这样大一场战事后，瞻对本地有什么变化呢？除了因战争少了一些人口，毁了不少房屋村寨，没有什么变化。社会秩序依然如故。土地与人民仍然属于土司，属于土千户、土百户，百姓要糊口就要耕种土地，而耕种的土地都属于土司。一旦耕种就要向他们上粮并服各种无偿劳役，寺院喇嘛依然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曾经因大兵进击而拓宽的道路渐渐被榛莽所吞噬，这个地方又重新被世界所遗忘。皇帝说过的啊：“朕思瞻对不过一隅小丑耳，即尽得其地，亦无改为郡县之理。”也就是说，朝廷统治着这些地方，当地土酋若不尊皇命，便要兴兵声讨，但声讨之后，又不打算改变什么。这是一个似乎从来没有人问过的问题，如果什么都不想改变，那你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有什么意义？
战后的当地，仍然是野蛮的存在：没有教化的普及，也没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提升。
土司们不但与京城相距遥远，就是与四川省，与雅州府，通一张便条，传一条消息，都要半月以上，自有地远天高之感。各土司间，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而起的冲突便时常发生。多封众建，就是零碎分割。在百姓，依然要以夹坝做生活资料的补充。对土司，因为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不能在辖地内厚积财势，要想增强势力，也只剩下觊觎邻居，侵人地盘，掠人百姓一途。
所以，川属藏族土司地面，有清一代，变乱此起彼伏，起因无非是百姓出为夹坝引起事端，或者土司间相互侵夺，争夺百姓与地盘。
这不，瞻对战事刚刚结束，大军刚刚撤走，因助战清军有功而新封的下瞻对土司俄木丁便发兵攻打里塘附近的崇喜土司。只为两家旧时结下的仇怨。崇喜是一个小土司，力量单薄。这回，俄木丁被朝廷新封为下瞻对土司，正好借势而起，派人袭掠崇喜土司领地，夹坝一番之外，还将崇喜土司杀死。
对此，朝廷也只好听之任之，不予理会。
这时是乾隆十二年，皇帝还在关心着瞻对善后事宜，三月间，四川所属另一处深山大河边的大金川土司地面又生起事端。巡抚纪山上奏：“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杀，又诱夺伊侄小金土司泽旺印信。”各土司辖地是清朝中央政府划定的，土司印信也是朝廷颁发。大金川土司此番动作，比之于下瞻对土司“纵容夹坝”，性质还要严重。想到刚刚结束的瞻对战事过程中的种种麻烦，以及耗费了那么多的钱粮，乾隆不想再兴一场战事，便令在川大员庆复、纪山等对大金川土司劝谕警告，但都没有什么效果。为维护国家秩序、朝廷颜面，最后也只好兴师问罪了。
本来乾隆已调派张广泗接任川陕总督，打算将庆复调回中央部委任职，此时，便令他继续留川“相机进剿”，“不必急于赴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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